红16师长为救妻子叛逃,后加入解放军,陈毅:将功折罪,既往不咎

1949年1月,被我军三大战役打入绝境的蒋介石,下野回了宁波溪口老家。

为了保证蒋介石的安全,绥靖总队奉命调往宁波,负责溪口的外围保卫。

这个绥靖总队可不是一般的作战部队。1947年,国民党中央训练团下设励志训练班,这个班的学员来自青年军、人民服务总队和军官总队。

军官总队的成员多为抗战后裁减的军官,有较高的军事素质;青年军成立于1944年,招募知识青年从军,由蒋介石亲自出任征集委员会主任。


政工干部来自蒋经国的三青团中央干校,特别注重培养部队效忠蒋家父子;人民服务总队都是青年军国防部新闻培训班出身的复员军人,具有一定的情报收集能力。

励志训练班毕业后,即改为绥靖总队,成了绥靖总队的最初班底。

从构成可以看出,忠诚可靠、军政双优、有谍战能力,是蒋家父子打造绥靖总队的目的。为此目的,绥靖总队的指挥官很多都有两个背景——黄埔生、军统。


总队长刘培初少将,黄埔六期,曾任军统处长、湖北站站长等要职;副总队长徐肇明少将,黄埔五期,抗战时奉戴笠之命,卧底汪伪税警总团任副团长;一大队队长陈恭澍,黄埔五期,军统第一杀手,曾任军统站长、区长;五大队队长靳易夫,黄埔五期,军统还是特务处时,就负责太原、归绥的情报网。

不过在蒋家父子眼里,除军统人员之外,还有一类人既对国民党死心塌地,又善于与我方进行谍战。这类人就是曾在我方工作过的变节者。

这些变节者一旦叛变就再难回头,只能依靠国民党庇护。在我党工作过,特别是担任过要职的人,熟悉我党的工作方式,自然是与我方进行谍战的“行家”。


绥靖总队副总大队长、六大队大队长方步舟少将就是一个大叛徒;七大队大队长管慎之,也是“老资格”了,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已经入党,后与党失联转投国民党。

本文的主角,就是这个在绥靖总队担任副总大队长的方步舟

在绥靖总队调用为蒋介石卫队后,方步舟曾经一度动过抓住蒋介石再转投我方的念头。

后来他率部队起义,三野七兵团的王建安司令见他是我方曾经的“大人物”,又是大叛徒,不敢对他定性处置,把他交给了三野司令陈毅。对这样一个人,陈毅处置起来也不得不再三考虑。

那么,方步舟到底有多特殊,当年为何投靠国民党,后来又为何想要“弃暗投明”?一切还要从他的早年经历说起。

众所周知,红军的很多将领都出身贫苦农民家庭,小时候也没有读过书,相比之下,方步舟的家庭较为富裕,他也接受过完整的教育。


1925年,他从湖南外国语专门学校毕业,随即投身到我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中,1927年蒋介石发动“四·一二”政变,他却毅然选择加入我党。

汪精卫领导下的武汉国民政府,一开始视蒋介石的“政变”为背叛,还准备东征讨蒋,结果到这年的七月十五日,汪精卫改变态度,宣布“和平清党”,与我党正式决裂。

在决裂的五天前,也就是七月十日,同情我党的二十军军长贺龙,已经察觉武汉政府立场动摇,为防止部队被汪精卫政府挟制,他提前把部队带到了大冶黄石进行整训。

方步舟就是大冶人,那时他在大冶农会任秘书。周恩来同志指示黄石党组织为二十军扩充兵员,方步舟随黄石七百多人加入了贺龙的二十军,在教导团担任班长。


二十军参加“南昌起义”失败后,方步舟随部队到广州举行暴动。广州暴动再次失败,部队被击溃,方步舟担任教导团的团长。

在接二连三的失利面前,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打起了退堂鼓——侯镜如与组织失联后,转入国民党。在此非常时期,党员李奇中也脱党加入国民党 。

在挫折面前,方步舟没有动摇,在武汉他接受我党湖北省委的委派,和胡朝珠两人携一支手枪,就返回家乡大冶、阳新,开展重建组织的工作。

方步舟在家乡认识的人多,是他开展工作的优势,但认识他的人多也是他的风险。

汪精卫与蒋介石宣布“宁汉合流”后,以前工农运动兴盛的地区都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,像方步舟这样在当地搞农运的积极分子,是国民党和清乡团等地主武装重点搜捕的对象。


然而危险并没有使方步舟退缩,他和胡朝珠在十多天的时间里,就在大冶顶风联系上十多个党员,然后报请上级批准成立了阳大县委,方步舟出任县委组织部长。

组织一建立,他又去阳新县扩大组织规模,和一大批当地党员建立了组织关系,大冶、阳新的工农运动开始酝酿起一波新的高潮。

这一次,暴动首先从进攻阳新县清乡总团开始。

1928年1月,县委得到情报,阳新县清乡总团团长要去宗族祠堂修订宗谱,县委随即秘密调动农民军在内应党员的接应下,兵分两路,一路趁夜攻进清乡团总团长的宗祠,擒杀了清乡总团团长。


接着,农民军又一路端掉清乡总团团部,把清乡总团彻底消灭。这一仗,农民军缴获枪支三十余支和大量物资,武装力量得到加强。

经过一年多的发展,阳大县委打下了建立根据地的基础,还成立了大冶县委,方步舟兼任大冶县委委员。

鄂东南往西南不远就是湖南平江,早在1928年8月,彭德怀、滕代远、黄公略等人发动“平江起义”,起义部队成立了红五军。

1929年9月,红五军五纵队在李灿、何长工带领下,进入鄂东南,与大冶县委制定了根据地发展方针,拟定在鄂东南建立连成片的农村根据地。


鄂东南的农民军已有五百多人、三百多支枪,在五纵队的帮助下,农民军整编为鄂东南独立师,方步舟兼任军事指挥官,出任独立师师长。

随后,独立师配合五纵队,对鄂东南的反动地方武装和小股正规部队不断进行打击。

鄂东南的大冶、阳新、通山三个县城都被红军占领,该地区的反动武装基本被肃清,我党在鄂东南由秘密斗争和游击袭扰阶段,进入到了公开成立苏维埃政权的阶段。

方步舟作为鄂东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,不管是政权建设还是武装斗争,他的工作都卓有成效。


在《彭德怀自述》中,彭德怀多年后还对1930年率部到阳新的情景记忆犹新:

“沿途欢迎红军之口号声、歌声、锣鼓声,响彻云霄。当年天旱,苦久不雨,可是红军路过,茶水满布,宿营用水煮饭,亦不感困难。妇女老小,人手一扇,站立道侧,替红军扇凉。到宿营地时,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,开好铺,他们自己露宿,决不让红军露营。在营地终日歌声、口号声不绝于耳。不间断地宣传鼓动,对敌军一层又一层地警戒,封锁消息,保护红军。粮食缺乏,农民将自己仅有的一点粮食、薯丝、玉米、稻米,自动地送到各部门首,倒在桶里就走了。”

方步舟等人十分善于发动群众,他这时在鄂东南根据地的红军和群众中,已经享有较高的威望。


阳新、大冶一带的地理位置,连接着中央苏区、贺龙创建的湘鄂边苏区和后来四方面军的鄂豫皖苏区,鄂东南根据地成了这三大苏区重要的兵源地。

红军的三大主力中,都有不少鄂东南根据地输送的战士,这又是方步舟等人领导的鄂东南根据地对我军的一大贡献。

彭德怀的红五军在鄂东南扩编成红三军团,红三军团在鄂东南连续作战,使鄂东南根据地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和巩固。

红三军团攻打长沙失败后,以原红五军一纵队会合鄂东南地方武装成立了红十六军,作为红三军团撤离后,留在湘鄂赣根据地和鄂东南根据地的主力红军。


就是这个红十六军,为方步舟日后的叛变埋下了伏笔。

1930年入冬过后,国民党以鄂东南根据地为重点,对鄂东南及湘鄂赣苏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围剿。

方步舟带领鄂东南独立师,配合红十六军,以游击战术在次年春天粉碎了敌军的围剿,共歼灭对军五千多人。在两次反围剿中,方步舟展现出了优秀的游击战指挥能力。

反围剿胜利后,滕代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湘鄂赣苏区召开会议,把鄂东南根据地划归湘鄂赣苏区统一管理,湘鄂赣苏区之前已属中央苏区一部分,至此鄂东南根据地也成了中央苏区的延伸。

这次组织调整后,湘鄂赣红军地方武装也改编成三个师,鄂东南独立师改编为红军独立三师,方步舟离开部队,出任鄂东南地委书记,成了鄂东南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。


他上任后注重实事求是,推出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根据地建设方针,使根据地得到了很好的发展,组织建设、土地分配、农民的积极性等各方面工作都开展得更加完善。

鄂东南根据地在方步舟主政时进入了巅峰期,红独立三师和红十六军相互呼应,不断向敌军出击,扩大鄂东南根据地,鄂东南的县级苏维埃政权增加了好几倍,红军队伍也在一系列胜利中得到壮大。

1933年8月1日,以鄂东南独立师为底子的红独立三师,与另两支红军地方武装合并为红十七军,原红独立三师师长张涛任军长,方步舟任政委。

也就是说,在长征前,方步舟就是我军的军级干部,其资历不可谓不高,这也难怪后来方步舟起义到王建安司令手下,王建安司令都不敢处置。


红十七军这支由地方红军改编的部队,其骁勇善战不亚于主力红军。军长张涛曾是北伐军下级军官,受所部政治教官黄克诚的影响加入我党,后随黄克诚任政委的红五军五纵队八大队进入鄂东南。

因为他独特的军事才干,让国民党军队吃了不少苦头,在蒋介石悬赏捉拿的我军将领中,他和十七军参谋长叶金波,与陈毅、徐向前的赏金规格一样,生擒五万、击毙两万。

但红十七军的辉煌没能延续多久,1934年开年不久即被取消了番号。

1933年秋冬季,蒋介石对整个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“围剿”,红十七军采取运动战,在鄂东南与国民党重兵周旋。


年底,红十七军声东击西,做出要攻占通山县城的架势,敌33师赶紧回防通山县,红十七军趁势转攻敌军防守薄弱的木石港地区,消灭敌军一千余人,缴获数百枪支,占领了木石港镇。

这本来是场漂亮仗,但是军长张涛在胜利后的懈怠,让这场胜利很快演变成毁灭性的灾难。

原来,张涛以红十七军长久奔袭作战后需要休整和补充为由,让部队在木石港停滞了整整七天。

在那个敌强我弱的环境下,只有在运动中不被敌军围住才能生存。七天呆在一个地方不动,就让国民党鄂东南“剿总”的总指挥郭汝栋有了充足时间,他调集各路部队,给红十七军布下了十面埋伏。


红十七军原打算朝东南敌空虚地带发展,此路已被敌重兵封死,只好重新向北突围。部队行至王文驿,前有堵截,后面追兵又到,红十七军遭到数倍于己、装备精良的敌军夹击。

当地的老人至今记得那一仗红军的惨烈——战斗在除夕进行,一天一夜下来,到处都是红军战士的遗体。村民们和红军感情很深,抢救伤员、掩埋遗体的活儿根本忙不过来。

红十七军除了主要指挥员外,只有机枪连的百来号人在王义勋指导员的带领下突围成功,王义勋后来成了开国少将。

这次惨败导致红十七军番号被取消,军长张涛被撤职,参谋长叶金波因有一兄长在敌军任职,被以通敌罪处死,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平反。


张涛得知叶金波被处死,害怕殃及到自己,逃离了红军,抗战时到国民党军队中做了个营长,解放后在家务农,晚年还曾受到过黄克诚的关照。

作为红十七军的政委,方步舟因其他工作没有在部队中,这次失败和他无关。

然而失去红十七军这支鄂东南根据地的主要武装力量,让鄂东南根据地的形势更加严峻,特别在红十六军也遭到毁灭性打击后,重建武装力量就成了鄂东南根据地的当务之急。

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算得上是我军最大的叛徒之一,他后期对红十六军的乱指挥,也是导致红十七军失败的一个因素。


孔荷宠参加“平江起义”时,是当地游击队队长,他没有受过正规军事培训,却在战斗中练就出高超的军事指挥才干,和彭德怀一起被选为中革军委委员,同为委员的都是徐向前、林彪、聂荣臻这样的红军高级指挥官。

1932年是孔荷宠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一年,这年他与陈毅、张云逸等三十三名红军将领被授予红星二等勋章,还被选为湘粤赣苏区苏维埃副主席。

荣誉并没有让孔荷宠谦虚,而是让他自傲狂妄。在随后的军事行动中,他屡屡违抗中革军委的命令,自行其是,给红十六军造成了很大损失。

作为湘鄂赣军区总指挥,及鄂东南最有战斗力的主力红军指挥官,他经常对红十七军的行动不予配合,使得红十七军往往陷入孤军作战的困境。


他的行为让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1934年1月撤销了他的职务 ,这让他心怀不满叛逃到国民党,并为国民党策反了很多红军高级指挥员。

孔荷宠被撤职后,红十六军因他错乱指挥损失严重,也被缩编成红十六师,而在红十七军惨败撤销番号后,红十六师竟成为鄂东南地区唯一的正规红军部队。

很不幸,1934年5月间,刚经受了严重损失的红十六师,在掩护陈寿昌为新领导的湘鄂赣苏区领导机构撤退时,被敌军三个师包围。

师长高永生不幸被敌军俘虏,他在途中逃脱,又因天黑坠落深水塘牺牲,一千多人的部队所剩无几。


方步舟在这个时候临危受命,积极联络红军各个残部,组织起了一支八百余人的队伍,在鄂东南坚持斗争,在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后,队伍扩大到一千多人。

这年七月,湘鄂赣省委书记陈寿昌重整的红十六师,在突围中又遭到重大损失,仅保存了一个营的兵力。

11月,鄂东南地委决定恢复十六师,由陈寿昌中央工作组的徐彦刚任师长,方步舟任政委,全师总共只有一千两百人 。

由于中央红军已经转移,新成立的红十六师成为敌军集中围攻的重点对象,在一次遭遇战中,湘鄂赣省委书记陈寿昌牺牲,部队折损近半,只剩下七百余人。


虽不断遭受挫折,但方步舟也没有动摇,他和其他坚守在苏区的领导,带领这支我军在江南唯一的正规部队,与几十倍的敌军周旋,勇气和意志都值得钦佩。

到了年底,国民党军队为围剿转移的主力红军,调走了鄂东南的大批部队。方步舟等人抓住时机积极“扩红”,队伍很快又恢复到一千两百人左右。

到1935年初,实力增长的红十六师连续出击,不断歼敌缴获武器用来继续扩编。

由于以前打下的良好群众基础,红军得到了迅猛发展,方步舟号召“最好的党员”下部队,部队的军政素质也得到了很好的保障。


经过扎实的“扩红”努力,上半年红十六师恢复到齐编满员的三个团五千人,这是主力红军长征之后原有苏区创下的一个奇迹。

然而在大势逆转的情况下,这样的形势没能维持多久。

这年六月,腾出手来的敌军调集众多主力部队,对红十六师展开围攻,必欲拔除这支原苏区硕果仅存的红军正规部队。

陈寿昌牺牲后,傅秋涛接任湘鄂赣省委书记,方步舟和他及徐彦刚等主要领导商量后,决定从修水方向突围。

然而敌军构筑了一道道碉堡封锁线,红十六师在修水一带伤亡惨重也没能突破第一道封锁线,只好转道按预案朝麦市方向突围。


在过麦市河时,傅秋涛率领的特务团,在徐彦刚率领的中路46团后面。46团和方步舟率领的左路48团已经过河,而傅秋涛的队伍因休息没有跟进,右路47团和48团的一个连也没有过河。

因为当时联络不畅,徐彦刚和方步舟不知道没有过河的部队已经另外取道过河,在河对岸等待了五六天,结果敌军的大部队赶到。

两个团在渡河突围时,又因渡船往返延误,造成徐彦刚带领的部队先过了河,而方步舟带领的部队没能过河遭到敌军围攻。

最终,只有方步舟和十六师政治部主任钟期光、副师长魏平等十数人突出重围。徐彦刚带领46团过河后又等了47团几天,同样被追击而至的敌军击溃,徐彦刚牺牲。


这次突围后,湘鄂赣省委以方步舟指挥失误为名,把他降为红十六师参谋长。

不过,这次降职并没有造成方步舟叛变,他继续和红十六师余部与敌军艰难周旋,最惨淡的时候队伍只剩下七八十人。

随后这支沦为游击队的队伍改变策略,避免与敌军正面接触,才算是渐渐恢复了一些元气。

1936年7月,方步舟、刘玉堂等率部队到敌后进行作战,取得较好效果,队伍发展到七百余人。省委因此决定恢复红十六师编制,方步舟任师长,刘玉堂任政委。

红十六师恢复建制后连战连捷,几个月的时间消灭敌军八个团,使鄂东南根据地出现了恢复的势头。


“西安事”变爆发时,方步舟正准备率领红十六师攻打通城和崇阳,派到通城的侦查员带回了有西安事变消息的报纸,方步舟判断形势将出现重大变化,即给省委去信,让省委与其会合迎接新局面的到来。

方步舟的基本判断没有错,只是他对国民党的两面手法估计不足——在与省委会合时,红十六师于1937年1月在大幕山一带遭到十倍于己敌军的围攻,受到比较大的损失。

与省委会合后,方步舟鉴于红十六师的现状,不得不请求省委重新和红十六师分开,傅秋涛书记责怪方步舟误判形势,撤销了他的职务。

方步舟不服与傅秋涛争论,却遭到省委的批判,并被开除党籍。


在方步舟看来,他失去了党籍,自然也就失去了为之奋斗的事业,而就在这个时候,敌军又通过中间人给他带信,如果他不归降,就不给他被俘的妻子治伤。

事业、感情都被毁灭的方步舟不能接受,他以查看地形为名,于1937年3月逃离红军,随后向国民党部队投降,成为了叛徒。

投降后,他虽然和敌军协议自己不参与攻打红军,但却向敌军交待了红十六师的行军路线,让红十六师随后遭到重大损失,仅剩下两百余人。

不仅如此,他的叛逃引起红十六师和地方党员干部的“叛逃潮”,包括红十六师师长、政治部主任等一大批军政领导都投向了敌军,使鄂东南游击区的局势严重恶化。


红十六师政治部主任、后来的开国上将钟期光认为,开除方步舟党籍确实过火了,但是就算过火,方步舟也不该把红十六师的行军路线泄露给敌军,把他的生死战友送到敌军枪口下,把个人动摇变成罪孽深重的叛变行为。

抗战时,方步舟表现得很纠结,他自己回家乡拉起一支队伍抗日,被国民党“封”为游击纵队司令。他曾想带着队伍投奔新四军,但没有谈成,后来又和新四军有些小摩擦,还打散过一支新四军游击队。

1943年,他因保护部队中的地下党被国民党方面逮捕,直到1948年才放出来在武汉做煤炭生意。


大冶老乡和同学刘培初把他拉到绥靖总队后,他听说我党不再追究以前的脱党人员,于是就动了率部起义的心。

到宁波后,他开始仔细策划,想要趁机擒拿蒋介石将功折罪,以便洗刷过去犯下的罪孽——但蒋介石还有正规部队做内卫,而方步舟起义的计划也被泄露,遭到刘培初进剿,他只好率部投奔我方的四明山游击队。

1949年解放军渡江后,方步舟的部队被编入王建安的七兵团二十二军六十四师。王建安司令员和王必成副司令不确定能不能接收他,就把他送到三野总部交陈毅处理。

陈毅同志召开党委会商议,最终结论为“将功折罪,既往不咎”,没有把他当叛徒处置。解放后,方步舟在农场做副科级干部,九十岁去世。

峥嵘岁月,大浪淘沙,坚守着信念的先辈们开创出一个新的中国,而方步舟自己葬送了他作为开创者的光荣,为他的人生留下了抹不去的污迹,实在是令人感慨。

-完-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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